非遗作为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其魅力需要通过亲身体验才能得以仔细品味。非遗传承需与时俱进，革故鼎新，迎合现代受众口味，才能吸引更多目光。然而，当前非遗传播形式单一、乏味，纯粹的展示体验活动或是文字视频介绍难以吸引国内受众的眼球，更不用说唤起世界人民的兴趣了。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非遗一旦抓住机遇，便能声名鹊起。因此，创新非遗传播形式对非遗赓续尤为必要。

四川是非遗大省，拥有8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项目，153项国家级、1132项省级和数千项市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非遗已成为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的重要战略资源。2023年10月12日至16日，第八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成都举办。如何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成都蕴含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开展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译介，有助于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近年来，非遗成为翻译界一大热点。比如，第三十四届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的汉译外赛题原文以非遗为主题。但是，中国非遗译介中仍存在较大的问题，导致中国非遗在某种程度上只能沦为孤芳自赏的老古董，无法在世界大舞台上绽放光彩。只有完善非遗译介，达到可观的译介效果，才能对外讲好成都非遗故事。

由于文化语境、非遗类别等差异，翻译中会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追求不同文化间的理解。非遗翻译常采用直译、直译加注释、意译、音译、音译加注释、文内注释、增译、释译等方法。翻译策略的选择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非遗翻译需要译者反复斟酌，翻译时可遵循以下“三步走”策略：首先，了解非遗的字面意思，奠定翻译基调；其次，查找相关背景资料，深入了解非遗；最后，结合文本的情景语境，充分考虑非遗的文化背景、源语和目的语的文化语境等因素，选择合适的策略翻译。

非遗对外传播的本质是“译”与“介”两个相互关联、互为辅助的过程。“译”的过程涉及中西语言文字和文化要素的转换。非遗往往反映着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文化价值、审美取向、民俗风俗等。当以语言对其进行描述时，必然有着大量难以翻译的语言和文化要素。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注意对非遗文化异质性和本真性的保存，通过适度异化的策略，传递非遗文化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要

在“大翻译”理念指导下采用“厚翻译”、“创译”、“译写”等翻译变体形式针对不同的目的语文化和受众，进行适度调试和改编，以便更好地和当地文化结合，走进当地社区。

构建成都非遗对外翻译传播生态系统

翻译是中国文化对外阐释、译介和传播工作体系中承上启下、不可或缺的环节。将生态学的整体观运用于非遗对外翻译传播的研究，就是坚持系统观，理顺非遗对外翻译传播过程所涉及的诸多角色的关系，推进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协同研究和合作实践，以国家翻译能力带动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我们应制定成都非遗对外传播总体规划，确定发展目标以及实施路径，明确不同主体的任务分工，建立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调机制；聚合各方资源开展协同研究与对外翻译传播工作，形成文化对外翻译传播合力；发挥智库机构专业优势，依托专业协会、对外宣传机构等加强与政府机构、新闻媒体以及高等院校等的战略合作，打破学科壁垒，聚合国内外学界业界资源，推动形成多元参与、资源共享、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在传播主体呈现多元化的今天，无论社会组织还是社会成员都是中国形象的建构者，都有必要增强媒介素养和非遗对外传播意识。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必须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翻译传播本质的认知，融通多媒体资源，进一步创新传播方法。第一，大力发展新兴媒体，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兴网络媒介，进行非遗文化对外传播，有效地突破信息壁垒，抢占对外传播的制高点。第二，加快建立完善四川省非遗数字化平台，构建“多层次覆盖、全方位联通、多角度展示的立体融媒体传播体系”。采用数字化的采集、储存、处理、展示与传播等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换、再现、复原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非遗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一方面是为了达到数字化保护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新媒体平台，实现非遗资源更有效的传播和传承；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优势，精准定位目标受众，同时还可以选择网络社交平台，通过话题制造、加强互动等方式借助社交力量拓宽非遗对外翻译传播渠道。

建设成都多模态非遗对外译介资源

传统单一的文字形式非遗译介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受众的需求，在以微博、微信、手机应用软件等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下，建设音频、视频、音视频结合甚至虚拟现实结合等模态的非遗对外译介是非遗对外译介发展的必然趋势。灵活多变的多模态非遗对外译介，有利于加强非遗译介的服务能力和生态活力，促进非遗文化的国际传播。通过数字赋能成都非遗译介，建立统一的智慧语言服务平台，能够提升非遗译介与国外受众群体的泛在互动程度，并在提高译介吸引力的同时，实现外国受众实时反馈译介质量与效果的监督作用，从而进一步提高译介质量。

当下，数字化已然成为国际传播新形态，也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根据《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高达51％的海外受众倾向于通过新媒体手段了解中国文化。因此，在报刊、电视、电影、戏剧、图书等传统渠道之外，还可以充分运用“数字化赋能设备与数字化赋能服务”，借助互联网、5G、大数据、AR、VR、云计算等技术支持实现非遗的对外传播。具体而言，在成都非遗对外传播中需要大力推动非遗译介传播数字平台建设，推进“数字＋非遗”的快速转型。在具体操作层面可以通过创新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应用，强化配套功能，通过云展览、云演艺、云直播等多形态推动非遗对外传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强四川省全域非遗文化网络化多语宣传，设计高辨识度非遗文化产品推广形象，打造国际网红非遗文化商品。整合官方和民间的多主体传播力量，凭借“译”“介”兼为的方式建构传播素材，结合电影、音乐、动画、游戏、直播、文创、电商等多种方式推动非遗产品的跨界、跨场景、跨语言和跨国家传播。

构建成都非遗对外传播多元化主体

在对外传播场域中，政府主管的宣传部门依托各类报纸、电视台、通讯社等官方媒体，构成了对外形塑国家形象的主体力量。官媒具有的组织性、统一性、整体性和权威性是其优点，但是这些传播主体在对外传播中容易出现“宣传腔”，或“把正面报道做得太满、太硬，缺乏有效的信息量和趣味性”等短板。从当前非遗对外宣传实践而言，官方机构和媒体大多呈现为一对多的单向传播模式，在具体传播策略上比较倾向于以文字和图片形式对非遗文化表征的介绍。由于缺乏交互性，其实际传播效果仍然有待证实。当前，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催生的新媒体早已改变传统官媒主导的传播格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普及性和便捷性消除了国际传播在资质上、专业上的门槛，理论上所有机构和个人都可以从事国际传播。”由此必然带来民间媒体和传播主体的崛起。民间媒体因传播立场、传播形式和传播策略方面的差异，通常呈现与官媒迥异的特点。它所具有的自发性、分散性、即时性、互动性、娱乐化等特征在新媒体时代构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传播力量，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受众接受和传播信息的方式。相较于官媒，民间媒体传播因其广大的群众基础、灵活的表现形式、细腻真挚的情感渗透有时能产生出人意料的传播效果，民间传播主体利用Tiktok、Bilibili、Youtube等平台，采用故事化、视频化、个性化、交互式的传播策略，更易于海外普通民众的参与和接受。网红博主李子柒、木器艺人“阿木爷爷”、竹编艺人潘云峰等在海外媒体上受到的广泛追捧充分表明民间传播主体在非遗对外传播中所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融合官、民传播主体，在重视官媒主导的同时，激发民间传播主体活力，将官方组织的短期非遗展演与民间自发传播相结合，形成多层次的立体传播模式。进而言之，成都在未来，或可在促成官民互补传播模式的同时，借助孔子学院、海外华人，以及文化企业“走出去”等方式，形成非遗文化的借力传播和在地传播，进而推动成都非遗从“走出去”转向“走进去”。

成都非遗是我国社会文化演变与发展的一部分。成都非遗对外译介可以给海外受众带来新鲜感、真实感、历史感和亲切感，并创造出美好的印象。在“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有效开展成都非遗对外译介，能够坚定人民的文化自信，提升中国非遗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关注度，从而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四川传媒学院：陈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