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媒介视域下文学创作与改编电影的人物塑造及叙事角度探析--《活着》及其文学作品为例

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能斩获大奖广受好评的事例屡见不鲜，而能登上银幕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1994年张艺谋看中中篇小说《活着》，随即邀请作者余华担任电影编剧，余华将原著扩展为12万字的长篇小说，增添了许多重要的故事情节。同年电影《活着》取得戛纳电影节2项大奖，原著小说也荣获意大利最高文学奖，广泛译外出版。早期张艺谋执镜《黄土地》，培养出了独特的镜头艺术。1987年创作出《红高粱》又彰显出自己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格。作为两种不同媒介，小说与电影在创作主体观念等方面的结合产生出激烈的碰撞。电影《活着》展现出了张艺谋多年积累的审美经验，兼具着某种独特的个人风格、民族特色及叙事艺术的特点。余华创作出的《活着》则体现出他新写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描绘出跨越国内多个重大事件的人生故事，相继发表的多篇长篇小说更是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伴随着《活着》的广受好评，学术界展开了电影与小说改编之间的热议，提出了诸如文学叙事与电影叙事之间究竟有何不同、电影改编与小说文本之间的真实关系等等问题而争论不休。

一、人物塑造差异：探寻生存哲学与时代下个体悲剧

“在本体意义上，小说《活着》属于现代主义文本，而电影《活着》是传统写实主义作品”，小说中的徐福贵可谓是尝尽了人间的苦难，余华通过对极具现实感的死亡主题抛出了人类对于生命和生存的哲学问题：生老病死是人世间的生活常态，生命的力量是人类无法掌控的。余华在《活着》中重点着墨了福贵一家人的生活变化，包括主角中年老的徐家父母、妻子家珍、地主龙二，甚至对文中配角也塑造的性格丰满立体，诸如战争中相识的老全、解放后的镇长等等。如同小说的名字“活着”，福贵作为主人公贯穿了全文，但是福贵周围的或亲人或朋友有一个个离开人世，福贵身边弥漫着“死着”的气息，这种“活着”的主题与“死着”的情节带给读者近乎完全相对的思想碰撞。

原著中对人物的塑造是结合了圆形人物的概念，相对于扁平人物来说圆形人物有更加丰富的性格和情感，同时也更适合出现在悲剧题材中，进而带动读者的情感体会。家珍作为城里米店老板的千金，她拖着怀孕的身体苦苦哀求福贵但钟归无法阻止，于是她敢于离开执赌不改的福贵，逃离眼前这看不见前途的生活。这一情节突出家珍敢想敢做的性格，福贵的家庭也从此不再圆满。失去宅院的徐老父亲一气之下竞死在了“粪缸”旁边，余华将其比作为随风飘落的枯叶。等过了几年，家珍得知福贵开始安生的过日子，便带着凤霞和怀里的孩子重新回归家庭。家珍的回归给这个几经风霜的家庭带来了久违的幸福，也让卧榻之上的母亲喜笑颜开。家珍这样做是因为内心对福贵真心的爱以及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希望，她不图福贵能多么富裕，只求能够在这平凡之中安心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家珍的勇敢坚毅、热爱生活的性格促使这一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生动，同时亦是展现出圆形人物宽广无限的性格特征。但是小说几乎是每当让读者感到希望之时，便却是突生变故。福贵归家途中被抓去从军，与老全和春生一起又是度过了几年光阴。战场上福贵明白了战争的残酷，亲眼看着军士们苦苦冻死在雪地之中，更加突出了福贵“活下去”的人生理念。

二、叙事角度不同：第一人称的冷峻平静与第三人称的温情和谐

“小说《活着》的叙事风格是冷静的，甚至有些残酷”，小说《活着》是由“我”的视角和福贵的视角共同组成，“我”在文中是一个专门到农村收集农歌的人，在田野中行走遇到了福贵本人，而福贵既作为《活着》的主人公同时也是故事的讲述者。福贵以自己的第一视角向“我”讲述着自己悲惨的命运故事，小说的讲述视角也从福贵和“我”之间相互切换。而在福贵讲述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荒诞惊愕的主观视角，同时也会出现令“我”悲伤难过的回忆，但是福贵进行讲述的情绪一直很平静，向“我”娓娓道来。文中“我”的角色会根据福贵讲述的内容进行思考，而读者就如同现实中的“我”一样，在阅读文本之时进行情感体会与思考。小说的这种第一人称往往会将读者带入到主人公讲述的世界中，体会他的亲身所感亦如同出现在自己身上一般。读者如同“我”一样，在感叹福贵所经历的痛苦和悲惨之时亦能抽出身来去进行一定的理性思考和理解。“《活着》本身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其反映的是人生的种种无奈”，余华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反思，将所观所感融入到《活着》之中，透过福贵冷峻平静的第一视角描绘出社会的变革与人类宿命的哀歌，文中处处体现着作者对生命的哲学探讨与深思。小说原著中将城市与农村进行了一定的隐喻对立，凤霞在县城的医院中由于大出血而死亡、富贵自己将县城的家宅输给了龙二、二喜在县城工地上做工失去了性命……但是在农村之中，福贵和家珍依靠农民的身份安心过日子、家珍确诊软骨病后在家依然活了一段时间、福贵和耕牛在田地间逍遥自在等等。这种农村与城镇的对立在电影中被大大减小了，更多的是突出板胡与皮影戏等民族元素。

三、结语

“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改编，更多的是对时代与历史的反思”，虽然《活着》小说与电影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情节设计和人物性格的相似之处，但是从二者的整体风格、叙事形式上都可以看出来有一定的自适应变化。张艺谋对余华的作品改编体现着他的浓厚艺术个性，使电影更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更多地体现出某种妥协性和融合性，运用第三人称的视角缓和了社会的激烈矛盾和人物命运的悲惨；而余华的原著则更多体现真实感或者说新写实主义美感，平静的揭示中国的社会变革给平民百姓带来的变化，体现着社会批判和对世间的人文关怀，以福贵的第一视角展现个人命运的悲惨以及对命运的哲学思考。两种《活着》皆同为“活着”，但是却向受众展现出了两种风格和特色各有不同的生命状态与精神文化。（西北师范大学:王一）